biquge.hk初秋的弋阳，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桂花香。吴森——网名“笑逗”，但更多人亲切地称他“笑哥”——坐在他的工作室里，指尖滑过桌上那台陪伴了他八年的相机。机身已有划痕，取景器的橡胶边缘也已磨损，但它记录过的故事，却如窖藏老酒，历久弥新。

　　手机响了，是助理小林。

　　“笑哥，省电视台‘时代面孔’栏目想约您做个专访，关于您今年获得的‘年度纪实摄影师’奖项。”

　　吴森望向窗外，一群白鸽掠过红砖老厂房的屋顶。那是他上周刚拍过的地方——一个即将退休的老纺织工，在最后一台织布机前默默站了整个下午。

　　“帮我婉拒吧，”吴森说，“告诉他们，我更想推荐一个人——北山上的守山人陈伯。他守了那座山四十二年。”

　　挂断电话，吴森翻开了桌上厚厚的手写笔记本。里面不是摄影参数或工作计划，而是一个个名字、地点、片段对话和手绘的肖像草图。

　　第一页：陈老石，78岁，北山守山人，1979年至今。

　　下面贴着一张褪色的宝丽来照片：一个精瘦的老人站在简陋的石头屋前，身旁跟着一条黄狗，背后是层峦叠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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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山中人

　　去北山的路比吴森记忆中更难走。

　　一场夜雨让土路变得泥泞，他的越野车在距离守山点三公里处彻底陷入泥坑。吴森背上装备，决定步行。

　　晨雾未散，山林静谧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脚步声。吴森想起第一次见陈伯是三年前，也是这样的早晨。那时他刚开始“弋阳身边人”摄影项目，想记录那些默默守护着传统文化和地方记忆的人。

　　转过一个弯道，熟悉的石头屋出现在视野中。比三年前更显破旧，但屋前收拾得整齐，柴垛码得方正，一块小菜园里的茄子、辣椒挂着露水。

　　“陈伯！”吴森喊了一声。

　　门吱呀打开，老人探出身来。他比记忆中更瘦，背也更驼了，但眼睛依然清澈锐利。

　　“笑哥？”陈伯眯着眼辨认了一会儿，脸上绽开笑容，“是你啊！快进来！”

　　屋里陈设简单到近乎简陋：一张木板床，一个旧铁炉，一张掉了漆的木桌，墙上贴满了手绘的山林地图和气象记录。引人注目的是窗边一个自制书架，整齐摆放着几十本笔记本。

　　“这些都是巡山记录，”陈伯注意到吴森的目光，“从1979年3月12日开始，一天没断过。”

　　吴森小心取下一本翻开。工整的钢笔字记录着日期、天气、巡山路线，还有各种观察：“东坡三棵马尾松有松毛虫迹象”、“野猪群活动范围南移”、“古茶树新芽萌发”……每页右下角都画着一个小小图案：太阳、云朵、雨滴，或是一朵野花。

　　“四十二年，一万五千多天。”陈伯的声音很平静，“刚开始用铅笔，后来用钢笔，这两年眼睛花了，字写得大了些。”

　　吴森架起相机，但没有立即拍摄。他先帮陈伯劈了一上午柴，听老人讲山里的变化。

　　“以前有五个守山人，后来一个一个调走了。九十年代说要开发北山搞旅游，建了条路，盖了栋楼，后来资金断了，就荒在那儿了。”陈伯指着远处一栋半完成的混凝土建筑，外墙已被藤蔓覆盖。

　　“没想过离开吗？”

　　陈伯沉默了一会儿，往炉子里添了根柴：“我年轻时在城里工厂干过三年，受不了，机器声吵得头疼。回到山里，心就静了。”他望向窗外连绵的山峦，“这座山看着我长大的。我爷爷是猎户，父亲是采药人。现在不打猎了，药也采得少，但总得有人看着它。”

　　午饭后，陈伯照例巡山。吴森跟着他走那条走了四十二年的路。

　　老人步伐不快，但极稳。他熟悉每一处地貌，像熟悉自己的掌纹。他会在一棵老枫树下驻足，摸摸树皮：“这棵树1987年被雷劈过，我以为它活不成了，你看现在，比旁边那棵还茂盛。”

　　在一处悬崖边，陈伯指着对面山峰：“那里有个鹰巢，每年春天都能看到雏鹰学飞。1993年我救过一只摔下来的幼鹰，养了两个月，放回去时它绕着这山头飞了三圈。”

　　最震撼吴森的是陈伯对时间的感知。老人不需要手表，看树影、听鸟鸣、闻空气湿度，就能判断时辰。在一处溪边休息时，他忽然说：“再过二十分钟，会有一群斑羚来喝水，它们很准时。”

　　果然，十八分钟后，六只斑羚小心翼翼地从林中走出。

　　吴森捕捉到了那个瞬间：夕阳斜照，陈伯坐在溪边石头上，斑羚在十米外饮水，老人与动物之间有种无需言说的默契。他没有转头看斑羚，斑羚也不惊慌，仿佛彼此是相识多年的邻居。

　　“它们认得我，”陈伯轻声说，“我也认得它们每一只。左边那只母的，前年腿受过伤，现在还有点跛。”

　　回石头屋的路上，陈伯忽然说：“笑哥，你帮我拍张照吧。不是给城里人看的那种，是留给我自己的。”

　　吴森不解。

　　“我孙子在省城读书，上次回来问我：爷爷，你守一辈子山，图什么？”老人停下脚步，望向西沉的太阳，“我说不上来。但我想，等我走了，得留点什么证明我在这儿活过、看过、守过。”

　　那一刻，吴森突然理解了陈伯四十二年的坚持——不是悲壮的牺牲，而是深情的守望。老人守护的不是一片有经济价值的林地，而是一个活着的、呼吸的、记忆的世界。

　　当晚，吴森和陈伯挤在小屋里，翻看那些巡山笔记。1985年6月7日，陈伯写道：“今日在西沟发现被盗伐杉木七棵，已报林场。心痛如绞，如失挚友。”1999年8月13日：“台风过境，百年老松倾倒，抚树良久，泪如雨下。”2018年3月2日：“孙子带来智能手机，教我拍照片。第一次拍下日出，美不胜收。科技真好，能让瞬间永恒。”

　　凌晨三点，吴森被一阵动静惊醒。陈伯正在穿衣。

　　“要下雨了，”老人说，“我得去东坡看看那几棵古树，上次发现有点病害。”

　　外面果然开始起风，山林呼啸如涛。

　　“我陪您去。”

　　“不用，这路我闭着眼也能走。你睡吧，明天不是还要去李篾匠那儿？”

　　但吴森还是跟上了。在手电筒的光束中，七十八岁的老人步履坚定地走进漆黑的山林，仿佛那不是危险，而是他延伸的家园。

　　吴森拍下了那个背影：一个弯曲但挺拔的身形，消失在群山与夜色之间。那是他拍过最简单的照片，也可能是最深刻的——一个人与他选择的世界，融为一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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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二、手中经纬

　　离开北山三天后，吴森在弋阳老城区一条即将拆除的巷子里找到了李篾匠。

　　七十五岁的李明德坐在自家门口，脚边堆着竹篾，双手如蝶穿花，编织着一个竹篮。巷子两旁的老墙已画上大大的“拆”字，多数人家已搬走，只有李篾匠和另外两户老人还守着。

　　“李师傅，我是笑哥，之前电话联系过。”

　　老人抬起头，推了推老花镜：“哦，拍照的。坐吧，等我编完这一圈。”

　　吴森拉过一张小板凳坐下，静静观看。李篾匠的手指布满老茧和细小的割痕，但动作精准流畅。竹篾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交错、穿插、收紧，渐渐呈现出篮子的形状。

　　“这巷子下个月就拆了，”李篾匠忽然开口，手上不停，“我在这编了五十二年竹器。十六岁学徒，二十一岁出师，结婚、生子、养家，都靠这双手。”

　　“孩子们呢？”

　　“女儿在深圳，儿子在杭州，都混得不错，要接我去住高楼。”老人笑了笑，笑容里有骄傲，也有怅然，“可我这一屋子工具、这些竹子，还有这手艺，搬不进电梯房啊。”

　　李篾匠的家兼作坊不到三十平米，墙上挂满各种竹编工具：篾刀、刮刀、锉子、锥子，每一件都磨得发亮。墙角堆着处理过的竹材，空气中弥漫着竹子的清香。

　　“现在没人学这个了，”李篾匠完成最后一圈收口，剪断多余的竹篾，“塑料的、不锈钢的，又便宜又耐用。我去年只卖了十七个篮子、九个筛子，还不够买竹料的钱。”

　　吴森环顾四周：“那为什么还做？”

　　“习惯了。”老人拿起新竹篮，检查每一处细节，“一天不摸竹子，手痒，心空。就像抽烟的人想抽烟，喝酒的人想喝酒。”

　　接下来的三天，吴森记录下了李篾匠完整的工作过程：从选竹、破竹、削篾到编织。每一道工序都有讲究——选三年生的毛竹，纹理直且均匀；破竹要顺着纹理，不能偏斜；削篾厚薄要一致，否则编出来不平整。

　　最让吴森动容的是李篾匠对待工具的态度。每天工作结束，他都会仔细擦拭每一件工具，给刀刃上油，将竹屑打扫干净。他说：“工具跟人一样，你善待它，它就听你使唤。”

　　第三天下午，来了位老顾客，一个六十多岁的农妇。

　　“李师傅，我孙子上大学，想要个你编的书包，能装电脑的那种。”

　　李篾匠眼睛亮了：“装电脑？我得想想怎么编才结实又好看。什么样的电脑？多大？”

　　农妇拿出手机，翻出照片。李篾匠戴上老花镜，仔细研究，然后拿起纸笔画草图。吴森拍下了这一幕：传统手艺人用最原始的方式，理解并适应着现代需求。

　　“三天后来取，保证比你店里买的什么名牌包都结实。”李篾匠自信地说。

　　顾客走后，老人兴奋地翻找竹材：“这种书包我还没编过，有意思。”

　　“您不是为了卖钱才高兴。”吴森说。

　　“当然不是！”李篾匠头也不抬，“是这手艺还能用上，还有人需要，这就值得高兴。”

　　当晚，李篾匠破例喝了点酒，话多了起来。

　　“我师父常说：篾匠活有三重境界。第一重是编得像，第二重是编得巧，第三重是编出魂。”他指着墙上一件精美的花篮，“那是我四十岁时的作品，在全省手工艺比赛拿过奖。但现在回头看，太花哨，失了竹器的本真。”

　　“那现在您在第几重？”

　　老人沉默良久：“我师父没活到我这岁数，所以他没告诉我有第四重——编得少，但每一件都得对得起这手艺，对得起这竹子，也对得起用它的人。”

　　临走前，吴森问能否买几件竹器。李篾匠摇摇头：“我不卖给你。你要是真喜欢，拿这个去。”他递给吴森一个简朴的小竹盒，“这是我练手编的，装装零钱钥匙还行。”

　　吴森打开盒子，底部刻着一行小字：“竹有节而直，人有骨而正。”

　　“我师父刻的，”李篾匠说，“我每收一个徒弟，就送一个这样的盒子。你是最后一个了，虽然你不学篾匠。”

　　巷子拆迁前一周，吴森的照片和文章在本地媒体发表。出乎意料，反响热烈。许多人慕名而来，不是施舍般的购买，而是真心想要一件“李篾匠亲手编的竹器”。

　　更意外的是，有三个年轻人——两个美术专业学生和一个程序员——找到李篾匠，想业余学习竹编。

　　“他们说这叫‘非遗传承’，”李篾匠在电话里告诉吴森，声音里有难得的激动，“我不懂什么非遗，但有人愿意学，我就教。”

　　吴森最后一次去那条巷子时，拆迁已开始。李篾匠的房子还立着，周围已成废墟。老人坐在门口，正在教三个年轻人如何选竹。

　　“这里要拆了，您以后去哪儿？”吴森问。

　　“街道办给我找了个地方，在老工艺坊有个小摊位。”李篾匠笑着说，“虽然没这儿宽敞，但够了。笑哥，谢谢你，让这些年轻人知道我在这儿。”

　　废墟之上，老人与青年，传统与未来，在秋日的阳光下构成一幅充满希望的画面。吴森按下快门，知道自己捕捉到了比“手艺濒危”更深刻的东西——一种坚韧的延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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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三、大地之诗

　　十月初，吴森驱车前往弋阳北部山区，拜访一对农民夫妇——周大山和赵秀英。

　　他们不是普通农民。十年前，当全村人都改种经济作物或外出打工时，周家夫妇却逆流而上，开始尝试有机农耕和传统品种保护。

　　进村的路上，吴森看到大片大片的葡萄园和草莓大棚，那是近年流行的观光农业项目。唯独周家的田地不同：没有整齐划一的行列，而是高低错落的各种作物——水稻、大豆、芝麻、南瓜，田埂上还种着紫苏和薄荷。

　　“这叫混种，”五十五岁的周大山解释，“老祖宗的方法，病虫害少，地力均匀。”

　　他皮肤黝黑，手掌粗糙如树皮，但眼睛里有种知识分子的清明。吴森后来知道，周大山其实是八十年代的农校毕业生，在县农业局工作过十年，后来辞职回乡。

　　“那时候所有人都说我疯了，”周大山带着吴森参观他的“试验田”，“铁饭碗不要，回来种地。但我在农业局那十年，看着农民拼命用化肥农药，产量是上去了，土地却越来越瘦，虫子越来越耐药。这不是长久之计。”

　　妻子赵秀英从屋里出来，端来两碗绿豆汤。她比丈夫小两岁，话不多，但笑容温暖。

　　“他刚开始搞有机种植时，全村人都看笑话，”赵秀英说，“第一年稻子长得没别人高，穗也没别人大，收成少了三成。亲戚都劝他别折腾了。”

　　“那为什么坚持？”吴森问。

　　周大山蹲下身，抓起一把土：“你闻闻。”

　　吴森照做。土壤有股清新的腥味，捏在手里松软湿润，能看到细小的蚯蚓和虫卵。

　　“健康的土地是有生命的，”周大山说，“化肥农药杀死的不仅是害虫，还有土壤里的微生物。土地死了，种出来的东西怎么会有生命？”

　　他带着吴森去看他的“种子银行”——一个旧冰箱改造的储藏柜，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数百个纸包，每包都手写着名称和特性。

　　“这是本地老品种‘弋阳红’，糯性强，特别香，但产量低，九十年代后就没人种了。”周大山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纸包，露出暗红色的稻谷，“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种子，我花了八年时间复壮。”

　　“这个呢？”吴森指着另一个标签。

　　“‘八月黄’大豆，适合做豆腐，豆腥味淡。市场上早就被转基因高产品种取代了。”周大山语气里充满爱惜，“这些种子都是几百年、上千年选育出来的，适应本地水土气候。一旦消失，就永远消失了。”

　　吴森在周家住了四天，记录他们的日常：凌晨四点起床，巡田、除草、手工除虫；上午晾晒种子、记录作物生长情况；下午接待偶尔来访的农大学生或研究机构人员；晚上周大山会写种植日志，赵秀英则用传统方法加工农产品——自制豆腐、豆酱、腌菜。

　　第三天，来了位特别的访客——省农业大学的教授，带着两个研究生。

　　“老周，你那个水稻-鸭-鱼共生系统的数据太漂亮了！”教授兴奋地说，“稻田养鸭控虫除草，鸭粪肥田，鱼塘处理废水形成闭环。经济效益可能不如单一作物，但生态效益无可估量。”

　　周大山却显得平静：“我只是照着老祖宗的方法做，加上一点现代科学管理。单一作物是大工业思维，但农业不是工业，土地不是机器。”

　　一个研究生问：“可是周老师，您的模式难以大规模推广，怎么解决粮食安全问题？”

　　周大山想了想：“我年轻时候也总想着‘解决’问题。现在明白了，农业不是要‘解决’什么，而是要‘平衡’。平衡产量与地力，平衡人的需求与自然的承受。我们总想征服自然，但农民最懂——你永远征服不了土地，只能与它和解。”

　　那天傍晚，吴森和周大山坐在田埂上看日落。远山如黛，稻田金黄，鸭群正从水田里上岸，排着队摇摇摆摆走回鸭舍。

　　“有时候觉得孤独吗？”吴森问，“坚持一条少有人走的路。”

　　周大山笑了：“以前会。但现在不会了。”他指着远处，“看到那些大棚了吗？隔壁村的老王，种了五年草莓，去年开始土质板结，病害频发，今年悄悄来问我怎么改良土壤。还有县里那几个大农场，也开始尝试轮作和绿肥。”

　　“您改变了什么吗？”

　　“我不敢说改变，”周大山点起一支烟，“但至少让人看到另一种可能。农业不只是经济学，也是生态学，更是哲学。你怎么对待土地，土地就怎么对待你。这个道理，我们快要忘记了。”

　　赵秀英喊他们吃饭。晚餐简单但丰盛：自家种的蔬菜，散养的鸡，老品种红米煮的饭。每一口都有种扎实的、本真的味道。

　　“这是食物的原味，”赵秀英说，“现在超市里的菜，长得漂亮，但没味道。食物怎么能没味道呢？”

　　第四天清晨，吴森准备离开时，周大山递给他一小袋种子。

　　“‘弋阳红’，回去找个花盆也能种。不是为了吃，是为了记住——粮食不是超市货架上的商品，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生命。”

　　回程路上，吴森一直在想周大山的话。这个普通农民用十年时间，守护着关于土地和食物的最朴素真理。在这个追求效率、规模、利润的时代，他的坚持显得“不划算”，但他的田地里，有现代农业丢失的灵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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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四、传声筒

　　回到工作室，吴森将这三组照片洗印出来，挂在墙上。

　　陈伯与山林，李篾匠与竹篾，周大山夫妇与土地。三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故事，却在吴森心中交织出一个清晰的图景：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，有这样一群人，用一生的时间守护着某种永恒的价值。

　　助理小林进来，看到满墙照片，惊叹道：“笑哥，这些比你在国际影展获奖的那些作品更有力量。”

　　吴森站在照片前，久久不语。他想起自己摄影生涯的起点——二十岁时，父亲送给他第一台相机时说：“森森，机器只能记录画面，但你要学会看见故事。”

　　这些年，他拍过战争、灾难、庆典、名人，获得过荣誉和掌声。但真正让他夜不能寐的，永远是这些“平凡英雄”的故事。

　　“小林，帮我联系出版社，”吴森忽然说，“我想出一本书，就叫《守山人》。”

　　“是陈伯的专题吗？”

　　“不，是所有守护者——守山、守艺、守土、守心的人。”吴森眼神坚定，“这本书不要豪华精装，要平装，价格要低，让普通人都买得起。”

　　接下来的三个月，吴森投入了疯狂的创作。他重新整理了十年来的素材，发现了更多线索：修复古建筑的老木匠、坚持手写板书的老教师、几十年如一日清扫同一条街的环卫工、在乡村坚持义诊的老医生……

　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山”要守。

　　陈伯的山是具体的北山；李篾匠的山是即将消失的传统手艺；周大山的山是健康的土地和种子；而吴森突然意识到，他自己的“山”，就是这些故事。

　　他不是创造者，而是传递者；不是英雄，而是传声筒。

　　新书《守山人》发布会那天，吴森做出了一个决定。他没有邀请文化名流或媒体高层，而是把陈伯、李篾匠、周大山夫妇等十几位书中的主人公请到了现场。

　　当这些一辈子没上过台的普通人，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，有些局促地站在聚光灯下时，台下的观众自发起立鼓掌，掌声持续了整整三分钟。

　　陈伯说：“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，就是看看山，记记笔记。谢谢笑哥让我知道，这也值得写进书里。”

　　李篾匠展示了他新编的电脑包，腼腆地笑：“我现在有七个学生了，最年轻的二十二岁。手艺不会断。”

　　周大山夫妇带来了一袋“弋阳红”大米，送给每位来宾：“尝尝，这是土地本来的味道。”

　　发布会结束后，一位年轻人找到吴森：“笑哥老师，我是美术学院的学生。看了您的书和照片，我想用一年时间，去画一百位这样的‘守山人’。您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？”

　　吴森看着年轻人眼中熟悉的光芒——那是他二十年前第一次拿起相机时的光芒。

　　“去吧，”他说，“但记住，不要带着怜悯或猎奇的心态。他们不需要被拯救，只需要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尊重。”

　　那天晚上，吴森独自在工作室整理照片。手机响了，是母亲。

　　“森森，今天发布会我在网上看了直播。你爸要是还在，一定很骄傲。”

　　吴森眼眶一热。父亲五年前去世，是个普通的中学历史老师，一生默默无闻，却影响了无数学生。

　　“妈，我越来越像爸了，”吴森说，“他教了一辈子书，我拍了一辈子照，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——传递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东西。”

　　挂断电话，吴森翻开父亲留下的旧相册。里面没有壮丽的风景或重要人物，全是普通人的生活瞬间：早市上讨价还价的主妇、公园里下棋的老人、放学路上嬉戏的孩童、深夜路灯下扫街的环卫工……

　　每一张照片背后，都有父亲工整的字迹：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的简短故事。

　　最后一页，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，是父亲的笔迹：

　　“历史不只是王侯将相，更是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。真正的英雄不一定是改变世界的人，而是在自己的位置上，认真活过、爱过、坚持过的人。”

　　吴森忽然明白了自己这些年追寻的是什么。他不是在寻找“奇观”，而是在确认“寻常”的价值；不是在记录“非凡”，而是在发现“平凡”中的非凡。

　　窗外，弋阳的灯火次第亮起。这座城市有六百年的历史，但真正构成这历史的，不是县志上的重大事件，而是无数像陈伯、李篾匠、周大山这样的普通人，用自己的一生，写就的无名史诗。

　　吴森打开电脑，开始写新项目的策划书——《大地上的星星》。他要去寻找更多这样的“守山人”，更多这样的“平凡英雄”。

　　他写道：“这个时代崇尚速度、变化、创新，这没有错。但总得有人慢下来，回头看，记录那些不变的价值——对土地的眷恋、对手艺的执着、对承诺的坚守、对日常的深情。这些价值不耀眼，但如大地般坚实；不喧嚣，但如星空般恒久。”

　　“我不是在怀旧，而是在寻找现代性中缺失的根。这些‘守山人’守住的，不只是具体的山、艺、土，更是人类在疾驰中可能丢失的灵魂坐标。”

　　写到这里，吴森停笔，望向窗外无垠的夜空。

　　他想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。有人攀登，有人开采，有人征服。而真正的英雄，是那些用一生守护一座山的人——他们可能永远站在山脚，仰望着无法到达的山巅，却深知自己的位置就是意义所在。

　　凌晨三点，吴森终于完成了策划书。他关掉电脑，最后一次环顾满墙的照片——那些平凡而坚韧的面孔，在柔和的灯光下，仿佛都在微笑。

　　他忽然想起父亲常说的话：“森森，平凡不是平庸，而是选择；英雄不是天赋，而是坚持。”

　　吴森笑了。他终于理解了自己最大的成就——不是获得了多少荣誉，而是成为了这些“平凡英雄”的传声筒。

　　他的镜头是一座桥，连接着坚守者与看见者，孤独与共鸣，即将消逝的与可能延续的。

　　这就是他的山。而他将继续守下去，用镜头，用文字，用一生的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