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quge.hk腊月廿三，灶王爷上天的日子，北塬村没人家祭灶。

　　不是不想祭，是祭不起。糖瓜要钱，香烛要钱，连写灶王爷牌位的红纸都要钱。

　　村里人把这些都省了，只在灶台上方贴了张对折的黄纸，算是给灶王爷留了个位子。

　　李山河家的灶台上方什么都没有，连黄纸都没贴。杨桂兰说，灶王爷不嫌穷，心里有他就行。

　　考试前一天晚上，风软了。刮了半个月的北风忽然歇了，像一只吼累了的牲口，趴在地上喘气。窗外的老槐树不响了，枝丫上挂着的冰溜子开始滴水，一滴一滴的，打在墙根底下，叮叮咚咚的，像有人在弹棉花。

　　李山河坐在炕桌旁边，煤油灯的火苗跳了跳，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。他把旧字典翻开，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，又从最后一页翻到第一页。字典被他翻了两年，纸页软了，边角卷了，有些地方字迹模糊了，但他每一个字都认得。

　　他把字典合上，压在枕头底下，躺下来。

　　父亲在炕那头，呼吸粗重。母亲在中间，呼吸很轻。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，摸着字典的封皮。封皮没了，牛皮纸包边磨出了毛，摸上去沙沙的。他把手指插进书脊的麻绳里，麻绳的头磨开了花，一翘一翘的，刮着指腹。

　　“人。”他在心里默念。

　　“塬。”

　　“渠。”

　　“粮。”

　　“春。”

　　念了五遍，翻了个身，面朝墙。墙是土坯的，冰凉，有一股子黄土味儿。他用额头抵着墙，闭上眼睛。

　　梦里的考场很大，比学校的教室大好几倍。桌子是新的，凳子也是新的，坐上去不晃。他坐在第三排，面前摊着一张试卷，卷子是白的，纸页光滑，有一股子油墨味。他握着笔，笔是新的，墨绿色的笔杆，笔头削得尖尖的，写字的时候沙沙地响。

　　他写得很慢，但很稳。每一道题都认真看，认真算，认真写。写到作文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，抬起头，看见林老师站在讲台上，手里夹着一根旱烟，没抽，烟灰烧了很长一截，灰白灰白的。

　　林老师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

　　他低下头，继续写。

　　作文题目是《我的家》。他写了他家的窑洞，写了窑洞里的黑暗，写了灶台上的豁口碗，写了炕上那床打了几十个补丁的被子。他写了他爹，写了他爹蹲在墙根底下用手指在地上画沟画梁，写了那个“人”字，写了那个“塬”字，写了那个“渠”字。他写了他妈，写了她手上的裂口，写了她嘴唇上的血痂，写了她在灶台前蹲着烧火的背影。

　　他写了北塬，写了老鸦沟，写了鹰嘴崖，写了那条还没修成的水渠。

　　他写了两个字：回来。

　　他要走出去，再走回来。

　　梦散了。他睁开眼睛，天还没亮。灶房里没有动静，他妈还没起来。

　　他爬起来，把那件灰布棉袄穿上，把脚伸进那双旧棉鞋里。棉鞋是赵大江的，穿了两冬了，鞋帮子软了，贴着小腿，暖暖的。他把鞋带系紧，站起来走了两步，鞋底踩在地上，稳稳的。

　　走到灶房，杨桂兰已经把粥盛好了。今天的粥稠，玉米糁子放得多，碗底沉着几块红薯，黄乎乎的，冒着热气。

　　“多吃点。”杨桂兰说，“考试费脑子。”

　　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鸡蛋，在锅沿上磕了一下，壳破了，蛋清蛋黄滑进锅里，在开水里滚了滚，凝成一团白乎乎的蛋花。她用筷子搅了搅，蛋花散了，黄的白的一丝丝的，飘在粥面上。

　　她把粥端到李山河面前。

　　李山河看着碗里那几丝蛋花，没说话。家里只有一个鸡蛋了，他昨天看见的，在灶台后面的瓦罐里，孤零零的一个，壳上沾着鸡毛和干了的鸡粪。

　　他端起碗，喝了一口。粥烫，烫得他嗓子发紧，他慢慢地咽下去。蛋花滑过喉咙，软软的，滑滑的，没什么味道，但他咽得很慢，像舍不得咽。

　　喝完了，把碗放在灶台上，把书包背好。

　　走到院门口，他回过头。

　　杨桂兰站在灶房门口，手里还拿着那根搅粥的筷子，筷子上沾着玉米面糊糊。她的嘴唇上那道裂开的口子又结了一层黑红色的痂，她抿了抿嘴，没说话。

　　“妈，我走了。”

　　“好好考。”

　　他转过身，走出了院门。

　　天还没大亮，东边的塬顶上透出一线灰白，照在雪地上，雪是灰的，光是白的，整个世界都是灰白色的。房檐上的冰溜子还在滴水，叮叮咚咚的，打在墙根底下，砸出一个个小坑。

　　他走得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。

　　到学校的时候，教室里的铁皮炉子已经生着了，火苗舔着炉筒，发出呼呼的声响。炉子上坐着一壶水，水开了，壶盖被顶得一跳一跳的，白气从壶嘴里往外冒，白蒙蒙的。

　　学生们缩在座位上，有的在翻课本，有的在咬铅笔头，有的趴在桌上闭着眼睛，嘴里念念有词。赵金贵坐在最后一排，手里拿着一本小人书，翻了两页扔了，又拿起课本，翻了翻又扔了。

　　赵大江坐在靠窗的位置，低着头，在翻课本。他脚上还是那双破单鞋，鞋头裂了口，大脚趾露在外面，紫红紫红的。他把脚缩在凳子底下，用裤腿盖着。

　　李山河走过去，站在他桌边。

　　“大江。”

　　赵大江抬起头。

　　“铅笔够不？”李山河问。

　　赵大江点了点头，把铅笔从课本底下抽出来给他看。是一截铅笔头，比他自己的还短，不到两厘米，铅芯秃了，笔杆上全是牙印。

　　李山河从书包里掏出那截铅笔头，放在赵大江桌上。

　　“你用这个，我这个长一点。”

　　赵大江看着那截铅笔头，没动。铅笔头不到两厘米，笔杆上全是牙印，铅芯磨平了，跟他的那截差不多长。

　　“一样长。”他说。

　　“我这个好写。”李山河把铅笔头往他面前推了推，转身走了。

　　赵大江把两截铅笔头并排放在桌上，比了比，一截长一点，一截短一点，但长的那个只长了一点点，不到一毫米。他把长的那个攥在手心里，把短的放进书包。

　　上课铃响了。林老师推门进来，胳肢窝底下夹着一沓试卷。试卷是油印的，油墨还没干透，有一股刺鼻的味道，蓝汪汪的，印得不清楚，有些字糊了，有些字缺了半边。

　　他走到讲台上，把试卷放下，从兜里摸出一根旱烟，点上，吸了一口。烟雾在冷空气里散得很慢，一团一团的，浮在教室上空。

　　“今天期末考试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，“语文、数学两门，上午一门，下午一门。不许交头接耳，不许抄别人的，自己答自己的。”

　　他把烟掐灭，弹到墙角。

　　“发卷。”

　　赵大江把卷子往后传，传到李山河手里。卷子是湿的，油墨还没干，手指一蹭就糊了，蓝乎乎的一片。他把卷子放在桌上，用手掌压着边角，不让卷子卷起来。

　　林老师把作文题目写在黑板上。

　　《我的家》。

　　李山河看着这四个字，握着铅笔头的手紧了紧。铅笔头短得快要握不住了，拇指和食指捏着笔杆的最末端，中指从底下托着，三根手指挤在一起。他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个“我”字，试试笔。铅芯秃了，写出来的字粗粗的，但能看清。

　　他低下头，开始写。

　　“我的家在西北黄土塬上。村子叫北塬村，住的是土窑洞，院子里有一棵老枣树。”

　　他的笔在纸上走得很快，沙沙沙的，像风吹过干枯的玉米叶子。他不打草稿，想到哪里写到哪里，但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，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。

　　“我爹以前是村里最能干的人。他读过私塾，字写得好，画也画得好。他给地质队带过路，画过北塬的地形图，比技术员画的都细。他想修一条水渠，从老鸦沟引水到塬上，把旱地变成水浇地。后来他修梯田的时候从塬上摔下来，脑子摔坏了，不认得人了，话也说不清了。”

　　他的笔停了一下，又继续走。

　　“但他记得土地。他记得沟，记得梁，记得渠。他蹲在墙根底下，用手指在地上画，画老鸦沟，画鹰嘴崖，画那条还没修成的水渠。他在我的手心里画过那张图，一笔一笔的，我全记住了。”

　　“我妈不识字。她只知道干活，从早干到晚，从冬干到夏。她的手上有裂口，嘴唇上有血痂，她不会说好听的话，只会把粥熬稠一点，把鸡蛋省下来给我吃。”

　　他的鼻子发酸，没停。

　　“我要念书。念出去，再念回来。我要把那张图找回来，把那条渠修成。我要让我爹再喊一声‘山河’，让我妈手上的裂口少一道。”

　　他写完了，把卷子翻过来盖住，把铅笔头放在桌上。手心全是汗，卷子边角被手汗浸湿了，软塌塌的。

　　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炉子上水壶的咕嘟声。赵大江低着头，在卷子上慢慢地写，写得慢，但一笔一划的，很认真。赵金贵趴在桌上，咬铅笔头，咬了一会儿，又坐起来，在卷子上写了几行字，又趴下了。

　　林老师坐在讲台上，手里夹着一根旱烟，没点，在指头上转。他的目光扫过教室，在李山河的座位上停了一下，又移开了。

　　考试过半的时候，一张纸条从后排传过来。

　　李山河低头看了一眼。纸条叠成长条，边角折得整整齐齐，沿着地面往前滑，滑到他凳子底下，停住了。

　　他弯腰捡起来，展开。

　　上面写着几道题的答案，字迹潦草，歪歪扭扭的，但能看出来是赵金贵的字。

　　他把纸条攥在手心里，攥了一会儿，抬起头，往赵金贵那边看了一眼。赵金贵趴在桌上，脸埋在胳膊弯里，只露出半只眼睛，正看着他。

　　李山河把纸条放回地上，用脚踢到过道中间，然后低头继续检查卷子。

　　赵金贵趴在桌上，没动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伸手把纸条捡回去，塞进裤兜里。

　　交卷的时候，李山河从赵金贵桌边走过去。赵金贵低着头，没看他。李山河也没停。

　　下午考数学，李山河提前交了卷。

　　林老师坐在讲台上，接过他的卷子，翻了翻，看了看最后一页的附加题。题是他出的，很难，全公社只有几个人能做出来。李山河的解题步骤写得很详细，每一步都清清楚楚，比标准答案还简洁。

　　林老师把卷子放在一边，没说话。

　　李山河走出教室，站在墙根底下。阳光从云层后面露出来，照在雪地上，雪是白的，光是黄的，照得人睁不开眼。房檐上的冰溜子在滴水，叮叮咚咚的，他蹲下来，捡了一根树枝，在雪地上写字。

　　写了一个“人”字。一撇，一捺。

　　又写了一个“塬”字。左边土，右边原。

　　又写了一个“渠”字。木字旁加一个巨。

　　写完了，他站起来，看了看。三个字歪歪扭扭地躺在雪地上，阳光照在上面，笔画里的雪化了，字变浅了，但还在。

　　赵大江从教室出来，站在他旁边，看着地上那三个字。

　　“考得咋样？”李山河问。

　　“还行。”赵大江把脚缩了缩，用裤腿盖住露在外面的脚趾头。

　　李山河看了一眼他的脚。脚趾头紫红紫红的，冻得肿了，比另一只脚的脚趾头粗了一圈。鞋头裂了更大的口子，大脚趾全露在外面。

　　“大江，你家还有棉鞋不？”

　　赵大江没回答，蹲下来，在雪地上写了一个“春”字。太阳在底下，三横，一撇一捺。写完了，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雪。

　　“快过年了。”他说。

　　三天后，腊月廿六，放榜。

　　天晴了，雪化了大半，泥路上的水干了，露出底下的黄土地，硬邦邦的，踩上去不滑了。阳光从塬顶上照下来，亮晃晃的，照得人眯眼睛。

　　李山河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，已经有不少学生围在那里了。榜单贴在教室外面的土墙上，一张大白纸，上面写着名字和分数，毛笔字，一笔一划的，是林老师写的。

　　他挤进去，从前往后看。

　　第一名，李山河，语文九十八，数学一百。

　　他愣了一下，又看了一遍。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语文九十八，数学一百。名字前面写着“第一名”，三个字，红笔写的，红红的，圆圆的，像盖了章。

　　他站在那里，没动。

　　赵大江从后面挤过来，站在他旁边，看了看榜单，又看了看他。

　　“山河，你是第一。”赵大江说，声音不大，闷闷的，但能听出来是在笑。

　　李山河没说话，把榜单从上到下看了一遍。赵金贵的名字在中间，语文七十，数学六十五。赵大江的名字在后面，语文六十三，数学五十八。

　　赵金贵从人群里挤出来，脸涨得通红，瞪了李山河一眼，从旁边走过去，走得很快，步子很重，破棉鞋踩在地上，啪啪啪的。

　　赵大江看着赵金贵的背影，没说话。

　　李山河也没说话。

　　两个人站在榜单前面，站了很久。阳光照在榜单上，白纸反光，晃眼睛。第一名三个字红红的，在阳光里发亮。

　　李山河转过身，往回走。赵大江跟在他后面，两个人一前一后，走过土坡，走过碾盘，走过老槐树。老槐树的枝丫上还挂着冰溜子，开始化了，一滴一滴的，打在树根底下，叮叮咚咚的。

　　走到李山河家门口，他停下来，转过身。

　　“大江，进来坐。”

　　赵大江摇了摇头，把手里攥着的铅笔头递给他。

　　“你用。”他说，“我还有。”

　　铅笔头不到两厘米，笔杆上全是牙印，铅芯磨平了。是考试那天李山河给他的那截。

　　李山河看着那截铅笔头，没接。

　　“你留着。”

　　赵大江把铅笔头塞进他手里，转身走了。破单鞋踩在泥路上，咯吱咯吱的，一步一步的，走到巷口，拐了个弯，看不见了。

　　李山河推开院门，走进去。

　　杨桂兰在灶房里烧火，灶膛里的火光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。她听见院门响，探出头来，看见李山河，又缩回去了。

　　李山河走进灶房，蹲在灶台边。

　　“妈，考完了。”他说。

　　“考得咋样？”

　　“第一。”

　　杨桂兰的手停了一下，继续往灶膛里添柴。

　　“语文九十八，数学一百。全班第一。”李山河说。

　　杨桂兰没说话，把柴火塞进灶膛，站起来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。她走到灶台后面，揭开锅盖，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开着，白气从锅里冒出来，白蒙蒙的。

　　她从瓦罐里摸出一样东西，是一个鸡蛋。壳上沾着鸡毛和干了的鸡粪，是家里最后一个。

　　她在锅沿上磕了一下，壳破了，蛋清蛋黄滑进锅里，在开水里滚了滚，凝成一团白乎乎的蛋花。她用筷子搅了搅，蛋花散了，黄的白的一丝丝的，飘在水面上。

　　她把鸡蛋花舀到粗瓷碗里，端到李山河面前。

　　“吃。”她说。

　　李山河看着碗里那几丝蛋花，没动。

　　“妈，你也吃。”

　　“妈不爱吃鸡蛋。”

　　“你骗人。”

　　杨桂兰没说话，把碗往他面前推了推，转过身去刷锅。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叮叮当当的，她的肩膀一抖一抖的，不知道是在用力刷锅，还是在抖。

　　李山河端起碗，喝了一口。水烫，烫得他嗓子发紧，他慢慢地咽下去。蛋花滑过喉咙，软软的，滑滑的，跟考试那天早上一样。但他咽得更慢了，像要把这个味道记住。

　　他喝完，把碗放在灶台上，从书包里掏出那本旧字典，翻到“人”字那一页。那个被红笔圈住的“人”字还在，圈是歪的，字是正的。

　　他把字典抱在怀里，走到院墙根底下，蹲在父亲旁边。

　　李德厚蹲在那里，手指插在土里，在画线。画的是弯弯曲曲的线，一道一道的，像水渠。

　　“爹，我考了第一。”李山河说。

　　李德厚没抬头，手指继续在土里划。

　　“语文九十八，数学一百。”

　　李德厚的手停了一下，抬起头，看着儿子。他的眼睛浑浊，眼白泛黄，瞳孔像是蒙了一层灰。他看着李山河，看了很久，嘴角慢慢地咧了一下。那不是笑，就是嘴角动了一下，像想说什么又没说。

　　他低下头，继续画线。

　　李山河蹲在父亲旁边，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，在父亲画的线旁边，写了一个“一”字。

　　一横，端端正正。

　　“爹，这是‘一’。第一的一。”

　　李德厚看着那个“一”字，伸出手指，摸了摸。指腹从左边划到右边，摸了一横，又摸了一横。

　　“一。”他说，声音含混，但那个字是对的。

　　“对，一。”李山河说。

　　夜里，煤油灯亮着。杨桂兰在灯下纳鞋底，麻线从这一面穿到那一面，嗤的一声，拉紧，再穿一针，又嗤的一声。她的手指粗糙，指腹上全是针扎的印子，密密麻麻的，像玉米粒。

　　李山河坐在炕沿上，脚上穿着那双旧棉鞋。他把新字典翻开，翻到“第”字，又翻到“一”字，看了好几遍，合上字典，从书包里掏出那截铅笔头，在作业本上写了一行字。

　　“我要考全县第一。”

　　写完，他看着这六个字，把作业本合上，塞进书包。

　　吹灭灯，躺下来。

　　父亲在炕那头，呼吸粗重。母亲在中间，呼吸很轻。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，摸着那本旧字典。麻绳扎的书脊硌着指腹，粗粝粝的。

　　他闭上眼睛。

　　梦里的塬上，太阳很大，照得人睁不开眼。玉米地一眼望不到头，玉米秆子高高低低的，叶子绿得发黑，风一吹，哗啦哗啦的。玉米棒子从秆子上斜着长出来，包着绿皮，顶着一撮红缨子，红得发紫。

　　父亲站在地头，穿着一件干净的灰布褂子，袖口挽了两道。他手里拿着一张纸，白纸黑字，上面写着“第一名”，三个字，红红的，圆圆的，像盖了章。

　　“山河，你考了第一。”父亲说，声音清楚，不抖，不哑，不含混。

　　李山河走过去，站在父亲旁边。

　　父亲把那张纸递给他，他接过来，纸是热的，像刚从太阳底下晒过的。

　　“念出去，再念回来。”父亲说。

　　李山河点了点头。

　　父亲伸出手，摸了摸他的头，手掌是热的，不糙，像刚洗过的。

　　“渠修成了吗？”李山河问。

　　父亲没回答，指了指远处的塬。塬上的沟沟壑壑在阳光里显出了轮廓，一道一道的，深深的，浅浅的。一条弯弯曲曲的渠线从老鸦沟斜着下来，穿过三道沟，绕过两道梁，拐了四个弯，一直延伸到塬上的旱地里。水在渠里流，哗啦哗啦的，阳光照在水面上，亮晶晶的。

　　李山河看着那条渠，水是清的，亮得晃眼睛。他伸出手，想摸一摸水，手伸出去，水没了，塬也没了，父亲也没了。

　　他睁开眼睛。窑洞里还是黑的，灶膛里的火早灭了，一点红光都没有。

　　他把手从枕头底下抽出来，攥了攥拳头。手心是空的，但那些线条还在，刻在肉里，刻在骨头里。

　　鸡叫了。

　　第一遍，声音不大，闷闷的。第二遍，近了些，亮了些。第三遍的时候，村子里的鸡都跟着叫起来了。

　　杨桂兰在灶房里生火，火柴划了一下，没着，又划了一下，“嗤”的一声，亮了。灶膛里的火慢慢烧起来，光从灶房门口溢出来，照在窑洞的地上，黄黄的。

　　“山河，起来吃饭。”

　　李山河爬起来，穿上那件灰布棉袄，把脚伸进那双旧棉鞋里。鞋里子是凉的，脚伸进去，凉了一下，很快就热了。

　　他走到灶房，端起那碗粥。粥是稠的，玉米糁子放得多，碗底沉着几块红薯。

　　“妈，我今天去学校，林老师说有事。”

　　杨桂兰点了点头，把粥碗往他面前推了推。

　　他端起碗，喝了一口。粥烫，烫得他嗓子发紧，他慢慢地咽下去，又喝了一口。

　　喝完了，把碗放在灶台上，把书包背好。新字典和旧字典都在里面，两本并排，一本新一本旧，一本方正一本残破。

　　走到院门口，他回过头。杨桂兰站在灶房门口，手里还拿着那根搅粥的筷子，筷子上沾着玉米面糊糊。

　　“妈，我走了。”

　　“路上慢点。”

　　他转过身，走出了院门。

　　天亮了。东边的塬顶上透出一线红光，照在雪地上，雪是白的，光是红的，整个世界都是粉色的。房檐上的冰溜子还在滴水，叮叮咚咚的，像有人在弹琴。

　　泥路上的雪化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的黄土地，湿漉漉的，踩上去软软的。

　　他走得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。棉鞋踩在泥地上，软软的，不滑了。脚趾头在鞋头里动了动，有地方了，不挤了。脚后跟被棉絮裹着，暖烘烘的。

　　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，赵大江从另一条路上走过来。他脚上还是那双破单鞋，鞋头裂了口，大脚趾露在外面，紫红紫红的。但他走得很稳，步子很实。

　　两个人在校门口碰上了。

　　“大江。”

　　“嗯。”

　　“林老师叫你了吗？”

　　“叫了。”

　　两个人并排走进校门，一个穿着旧棉鞋，一个穿着破单鞋。一个脚是暖的，一个脚是凉的。

　　阳光从塬顶上照下来，落在他们身上，落在他们脚上。

　　赵大江的脚趾头还是紫的，但阳光照在上面，看着没那么紫了。

　　房檐上的冰溜子在滴水，叮叮咚咚的。墙根底下的雪又化了一些，水从墙根往下流，流到土路上，流到沟里，流到塬下。

　　春天要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