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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家穷得叮当响，但我爹总爱端着一副“驴死不倒架”的优越感。

　　每次跟我娘拌嘴，他都要拍着胸脯喊：“咱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地主出身！”

　　我娘就苦笑，拍着空空的面袋子：“是是是，家底厚，全让你爹败光了。”

　　她叹口气，“他爹，陈谷子烂芝麻别念叨了。有心就出去借点面，高粱面都行。都断粮两天了，你不饿，俩娃还长身子呢。”

　　爹低着头不说话。

　　这两天他跑遍了生产队、跑遍了村里稍宽裕的人家，一粒粮食都没借回来。

　　我、弟弟，还有我娘，已经啃了两天玉米芯磨的“面”，肚子胀得难受，却半点饱意都没有。

　　一天下午，我在镇中学上课，弟弟在生产队上工。

　　邻居三叔突然赶着牛车冲进校园，一把拽起我就往外拉：“娃！快跟叔回家，你娘掉进水瓮里，没了！”

　　我脑袋“嗡”一声，像被一口大缸扣住，整个人都懵了。

　　坐在三叔的牛车上，一路晃悠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　　娘终究没救回来。

　　看着她干瘪的脸，安安静静躺在破炕席上，我一边哭一边想：

　　一辈子好强的娘，没病死，没累死，偏偏死在了穷上、饿上，死在了最后那点脸面里。

　　她大概是不想让人看见，家里已经穷到连最后一点尊严都守不住了。

　　凤莲也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，二十好几，没人敢上门提亲。

　　娘一走，爹又怕家里绝后，闭不上眼。

　　到处托人说亲，最后连凤莲这样出身的姑娘，都成了救命的稻草。

　　媒人三言两语撮合，我直接退了学，被爹绑上了成家生子的路。

　　结婚那天，当队长的三叔拿着一张奖状似的纸，装模作样念了我和凤莲的名字，说符合规定，祝贺我们结成革命夫妻，早生贵子。

　　听到最后一句，我差点没笑出声。

　　其实谁都心知肚明，赶得急，我俩根本没去公社领证。

　　三叔手里拿的，是他儿子的结婚证。

　　好在那天所有人都惦记着桌上那碗烩菜泡馍，没人较真，连凤莲都没在意。

　　婚后这么多年，凤莲一直把那场仪式当真，比那张纸还重，再也没提过领证的事。

　　她大大咧咧，稀里糊涂跟了我，稀里糊涂生儿育女。

　　也是靠着她撑着家，我才供弟弟守仁读了书，成了家。

　　那个混乱的年代，反倒给了我钻空子的机会。

　　后来户口从学校迁到省城，我顺利从单位开了证明，和米虹领了结婚证。

　　我在省报上班，米虹在区文化局做闲职，编内部刊物。

　　我不是科班出身，但凭着在乡下熬出来的那股狠劲，再加上年纪大、阅历多，一上手就跑下乡采访。

　　几个月拼下来，很快在报社立住了脚。

　　后来一篇农民收入的报道，竟被领导点名表扬。

　　我跟着总编第一次进领导办公室，亲耳听省领导夸我写得实在。

　　这份认可，成了我人生的跳板——

　　四十三岁做部门主任，五十岁当上报社副总编辑。

　　五十五岁那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把我推到了人生最接近顶峰的位置。

　　报社总编在一场饭局上突发意外，以身殉职。

　　他一走，我这个第一副总编，顺理成章主持工作。

　　三天后，组织通知我以副总编身份，全面负责采编业务。

　　办公室还是那间，牌子也还是“副总编室”，可身份一变，手里有了权，上门的人瞬间络绎不绝：

　　请示工作的、签字报销的、叙旧拉关系的，还有胡连生那一帮狐朋狗友。

　　几乎每天都在迎来送往，应酬到半夜是常事，回社里还要连夜把关头版省委活动，签字付印。

　　就这么代理了一年半总编。

　　所有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以为正职位置稳了，板上钉钉。

　　直到那个下午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我灵魂和肉体都已经模糊不清，却依旧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刻——

　　这件事，彻底改写了我后半生的路。

　　那天我骑着半新的自行车，从报社家属院出来。

　　大街上飘着李宗盛的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：

　　“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……”

　　我在这座城市待了十几年，工作原因骑车跑遍每条街巷。

　　脚下的路、身边的楼、带着青草味的街心公园，一砖一瓦我都熟。

　　可对我这个从乡下闯出来的人来说，城市永远是陌生的。

　　它天天在变，人在变，景在变，什么都抓不住。

　　不像乡下老屋，除了草木枯荣，几十年都一个模样。

　　正感慨着，腰间传呼机突然响了。

　　办公室主任留言：速回社里，组织部宣布人事任命。

　　我心猛地一紧，脚下用力猛蹬。

　　结果完全出乎预料。

　　一个我从来没放在眼里的副总编，被正式任命为总编辑，成了我的顶头上司。

　　我强压着心口的疼，面上不动声色。

　　大会最后表态发言，只说服从组织安排，配合交接工作。

　　人生就是这么讽刺。

　　曾经有多风光，此刻就有多难堪。

　　组织部来的王俊斌是老熟人。散会后他特意留到我办公室。

　　两人沉默半天，他递来一支烟。

　　我早已戒烟，还是接了，起身凑过去点火，手哆嗦了好几次才点着。

　　王俊斌轻轻拍我肩膀：“我事先也不知情，组织定了的事，我不好多说。

　　但有个路子我能帮你争取——你要是在社里别扭，就先回下面挂个职，说不定还有转机。”

　　我裹在烟雾里，盯着他看了很久，艰难地点了头。

　　最后，在王俊斌安排下，我回了老家汾阴县，到宣传部挂职部长。

　　接风宴上，县委陈书记端着本地酒厂的酒过来碰杯，豪气冲天：

　　“论级别，费总编比我这个书记还高。肯屈尊来我们汾阴，是全县的荣耀。

　　今后李台、王总编，你们多向费部长请教，把汾阴报、电视台办起来。”

　　两人连忙端着酒杯凑过来。

　　我起身说了几句客套话，表态要扎根故乡，好好干事。

　　宴散。

　　司机小高把我送到政府招待所门口。

　　我摇摇晃晃下车，耳边竟又飘来那句：

　　“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……”

　　初冬的风一吹，我缩了缩脖子。

　　身上的呢子大衣，挡不住酒后的寒意。

　　小高问要不要扶我，我摆摆手：“走吧，不早了，回去歇着。”

　　司机走了。

　　我一个人站在街头，望着漫天尘土，心里一片茫然。

　　人是回到故乡了，魂却还飘在省城的上空，俯视着这片早已陌生的黄土坡。

　　我看见汾阴千沟万壑的黄土塬，看见汾河黄河交汇奔流，看见残破的古城，看见寒风里孤零零的舍利塔。

　　我看见米虹轻轻抚着我的身体，低声安慰我快要散掉的魂。

　　我还看见一块黑色墓碑，高大厚重，上面刻着一行小字：

　　费守业，卒于2013年，终年七十岁。妻虹，携子费思亮、女费桐敬立。

　　我盯着自己的名字，久久沉默。

　　那个在城里被叫作费默轩、费总编、费老师的人，终究还是变回了乡下那个费守业。